在北京城一处静谧的四合院里，九十多岁高龄的石慕白先生，时而提笔点染，时而闭目冥思。画案上，一幅未完成的山水氤氲着墨气，题跋处一句“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”，道尽了这位跨越世纪的老人从艺、悟道、归真的漫长旅程。作为齐白石生前亲传的关门弟子，他不仅是“齐派四老”中最后一位在世的宗师，更以毕生心血，将中国文人画的精神内核推向了一个融汇哲思的新高度。

　　石慕白，字石庵，1931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书香门第。历史在此埋下伏笔：石家与同乡齐白石乃累世之交，其祖父更曾在齐白石早年困顿之际慷慨相助。这份渊源，让五岁的石慕白得以走进北京跨车胡同十五号的齐家院落，成为陪伴大师左右的“小书童”。那不是刻意的教学，而是最高明的“熏习”。他目睹白石老人如何观察草间螳螂的须爪，如何将民间大红大绿的生机化入宣纸，更在研磨牵纸、诵读诗稿的日常中，体悟着“工夫在诗外”的艺术真谛。十五岁那年，一场庄重的叩拜礼后，他正式成为齐白石的入室弟子，自此，“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”的师训，深深烙印在他心中。先生一生深耕艺海，从齐门笔墨的嫡传者，到儒释道文脉的熔铸者，最终成为开宗立派的国画大家，其履历恰似一部近现代中国画的精神演进史。

　　1931-1945年：湘潭初露，齐门蒙童

　　1931年秋，石慕白诞生于湘潭书香世家，自幼浸润于笔墨书香之中。1936年，五岁的石慕白因祖父嘱托，被在北平经商的伯父带至齐宅充任书童，从此开启了与齐白石朝夕相伴的岁月。彼时白石老人已近七旬，见其聪慧机敏、对笔墨颇有灵性，便特许他在画室研墨铺纸、侍立观画。石慕白每日目睹老人挥毫，从《墨虾》的笔墨灵动到《牵牛花》的色彩浓艳，从篆刻的金石力道到题跋的诗书韵味，耳濡目染间悄然习得齐派艺术的精髓。他常于深夜临摹白石画作，连笔触的顿挫、墨色的干湿都力求神似，老人见之欣慰，偶会提笔点拨“学画先学做人，笔墨见心性”，这份教诲成为他毕生的艺术信条。

　　1945年，十四岁的石慕白已能独立创作花鸟小品，其《雏鸡图》深得齐派简练生动之妙，白石老人在画上题跋“孺子可教，有吾门之风”，并于次年正式收其为入室弟子，赐字“石庵”，寓意“心如磐石，艺如古庵”。此时的石慕白与师兄李苦禅、王雪涛多有交集，常随师兄们观摩画作、探讨技法，李苦禅的雄浑笔墨与王雪涛的灵动意趣，都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埋下了多元伏笔。

　　1946-1957年：侍师学画，打下根基

　　1946年起，石慕白正式随齐白石系统研习诗书画印。白石老人秉持“有教无类，重才轻资”的理念，将“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”的创新精神倾囊相授。石慕白不仅精通齐派花鸟的笔墨技法，从工细的虫须到豪放的荷叶，无一不精；更习得老人“以民间题材入画”的创作思路，将湘潭乡间的瓜果、家禽、农具等融入作品，充满生活气息。他同时钻研篆刻，师从白石老人学习汉印之美，其治印兼具金石气与写意精神，深得“齐派篆刻”的精髓。

　　1947年，李可染拜入齐门，石慕白与这位师兄性情相投，常一同探讨如何在传统笔墨中融入新的表达。两人曾合作《松竹图》，李可染的厚重笔墨与石慕白的灵动线条相得益彰，白石老人观后题字“笔墨相得，可传吾道”。五十年代初，石慕白随白石老人参与北京画院的筹备工作，得以接触更多历代名家真迹，眼界大开。他临摹的《白石老屋图》几可乱真，被老人赞为“形神兼备，得吾写意真传”。

　　1957年，齐白石先生逝世，石慕白悲痛万分，以精湛的篆刻技艺刻制“齐门弟子石庵敬挽”印章，并以一幅《墨梅图》寄托哀思，画作中苍劲的枝干与冷艳的梅花，既见齐派笔墨，更含弟子深情。此时的石慕白已在画坛崭露头角，其作品继承了齐派“红花墨叶”的特色，又融入自身对生活的体悟，逐渐形成清新自然的风格。

　　1958-1990年：游历写生，画坛耕耘

　　1958年，石慕白遵从白石老人“师法自然”的教诲，开启了游历祖国名山大川的写生之旅。他从桂林山水到黄山云海，从长江三峡到西北戈壁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。每到一处，他都坚持现场写生，将自然之景与心中之感融为一体，积累了大量写生稿。在黄山写生期间，他偶遇李可染，两人一同探索山水笔墨的革新，李可染的“积墨法”与石慕白的“写意笔法”相互启发，共同探讨如何让传统山水画更具时代精神。

　　六十年代初，石慕白与李苦禅、王雪涛等师兄联合举办“齐派弟子作品展”，其参展作品《秋实图》以葫芦、石榴为题材，笔墨朴拙厚重，充满田园生机，被评论家赞为“得齐派写意真传，具个人独特风貌”。文革期间，他虽历经波折，仍坚守艺术初心，偷偷创作了大量以竹、兰、菊为题材的作品，借笔墨抒发坚贞气节，其《墨竹图》用笔刚劲，寓意“千磨万击还坚劲”。

　　七十年代末，画坛复苏，石慕白迎来创作高峰期。他先后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举办个人画展，作品兼具齐派的笔墨精髓与写生的生活气息，既有《雄鹰图》的雄浑豪放，亦有《草虫图》的细腻灵动，深受观众喜爱。1983年李苦禅先生逝世，石慕白牵头整理师兄作品，参与“李苦禅艺术回顾展”的筹备工作，以传承齐派艺术为己任。1989年李可染先生逝世后，石慕白深感齐派传承的责任重大，更加注重在创作中融入时代精神，其作品《万山红遍》（仿李可染风格并加入个人笔墨）在全国美展中获奖，展现了齐派艺术的传承与发展。

　　这一时期，石慕白活跃于画坛，既参与各类学术研讨，又培育青年画家，同时持续探索艺术表达，其作品在笔墨、构图、题材上均不断创新，成为齐派传人中的中坚力量。

　　1991年：大病顿悟，归隐潜心

　　1991年，恰逢石慕白六十寿辰，他却突患重病，卧床数月。这场大病让他历经生死考验，痊愈后豁然顿悟，深感过往创作虽重笔墨技法，却少了几分文化底蕴与思想深度。技巧的愈发纯熟，并未解答艺术最终指向何处的根本之问。他想起白石老人“画者当有书卷气”的教诲，毅然决定归隐北京城郊的老宅，不再参与任何画坛活动，潜心钻研儒释道传统文化。

　　归隐后的石慕白，每日晨读经典，暮习书画，从《论语》的“仁者爱人”到《道德经》的“道法自然”，从《金刚经》的“应无所住”到历代书画论著，他博览群书，将国学精髓内化于心。他从儒家的中正、道家的自然、释家的空明中，寻找到中国绘画超越形式、直指人心的精神本源。他常说：“笔墨是形，文化是魂，无魂之画如同木偶，有形无神。”这段时期，他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，唯有几位至交好友偶来探访，得以窥见其创作的转变——画作中开始融入国学意象，构图更趋简约空灵，笔墨中多了几分禅意与哲思。这段沉寂，不是退步，而是为了更深的蓄力与飞跃。

　　1992-2024年：融贯国学，开宗立派

　　1992年起，石慕白开始将儒释道文化精髓系统融入国画创作，形成独特的“诗书画印一体化”艺术风格。他的作品不再局限于观赏性，而是成为承载传统文化的载体：儒家的仁爱思想化作笔下温润的花鸟草木，道家的自然观融入山水的空灵意境，佛家的禅意体现在笔墨的简约留白。其“先贤系列”以温润笔墨诠释“仁者寿”的伦理，“巨幅山水”尽显“道法自然”的玄远之境，“大写意花鸟系列”暗合庄子“知鱼之乐”的哲思，每一幅作品都兼具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。

　　他的创作注重诗书画印的完美融合，画作必配自作题跋诗，印章则多为自刻及白石老人赠与，内容与画作主题相得益彰。其书法取法金石碑版，融入齐派笔墨的灵动，苍劲中见飘逸；篆刻则继承白石老人的汉印功底，又加入个人对国学的理解，刀工简练，意韵深远。经过数十年的潜心探索，石慕白终于形成了“国学写意”的独特画风，将传统国画从笔墨意境提升到思想文化的新高度，推动了中国画思想性与国学性的建立，完成了开宗立派的艺术成就。

　　这段时期，虽归隐不出，但石慕白的作品仍通过少数私人展览、好友相传等方式流出，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深厚的文化内涵逐渐被业界认可，被誉为“齐派艺术的革新者”“国学国画的开创者”。许多收藏家与艺术机构慕名求购其作品，均被他婉拒，他始终坚守“艺术为己而作，不为名利所困”的初心。

　　2025年：荣膺殊荣，文脉传续

　　2025年，中国文联为梳理齐派艺术传承脉络，表彰对中国画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艺术家，正式授予石慕白“齐派四老”称号，与李可染、李苦禅、王雪涛并列，四位大师分别代表了齐派艺术在山水革新、大写意花鸟、小写意花鸟、国学写意四个方向的传承与发展，完整构建了齐派艺术的传承体系。

　　这一殊荣是对石慕白数十年艺术探索的高度认可，也标志着其“国学国画”流派获得业界正式肯定。此时的石慕白已94岁高龄，虽年事已高，但仍坚持每日习画、读书，他的作品被中国美术馆、北京画院等多家权威机构收藏，其艺术理念与创作方法也通过弟子传承、学术研究等方式影响着当代画坛。

　　石慕白的一生，是对齐派艺术的传承与革新，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弘扬。从齐门书童到开宗立派的宗师，他以笔墨为载体，以国学为灵魂，用一生践行着“艺术当随时代，更当传续文脉”的信念，为中国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，成为近现代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