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莞贤事

　　广州市怀圣、六榕、光孝三大名寺，都位于越秀老城区，相互之间距离都不过一公里左右。近日专程前往广州参访，信步而游、走马看花，不知不觉之间于对比之中看完三寺。正所谓“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”，我虽然于伊斯兰教和佛教是外行，于寺庙园林建筑也是外行，但在不经意的对比当中，竟然生出六个疑问。

　　多莞贤事

　　广州市怀圣、六榕、光孝三大名寺，都位于越秀老城区，相互之间距离都不过一公里左右。近日专程前往广州参访，信步而游、走马看花，不知不觉之间于对比之中看完三寺。正所谓“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”，我虽然于伊斯兰教和佛教是外行，于寺庙园林建筑也是外行，但在不经意的对比当中，竟然生出六个疑问。

　　出地铁1号线西门站，穿过玛瑙巷拐入光塔路，远远就看见高耸的怀圣寺光塔。塔高约36米，塔体呈下粗上细的圆柱形，光滑无饰，只开有长方形小孔用以采光。塔顶是洋葱头模样。光塔具有鲜明阿拉伯建筑风格，总体规模和形制保存完整。旁边还有中西合璧的三进院落式寺院。寺门口墙壁铭文指出“此塔是研究我国海交史、建筑史、伊斯兰教史的重要遗迹”。可惜这个介绍不够全面。

　　此塔首建于何时，并无准确记录。主流说法是，相传唐贞观年间（ 627-649年），阿拉伯传教士萨阿德·艾比·宛葛素主持，组织当时侨居广州的阿拉伯商人捐资修建。目前寺内展示的最早文字记录，是南宋人方信孺任番禺县尉时所作、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（1206）的《南海百咏》，其中咏“番塔”诗曰：“半天缥缈认飞翚，一柱轮囷几十围。绝顶五更铃共语，金鸡飞转片帆归。”诗后注曰：“番塔始于唐时，曰怀圣塔。轮囷直上，凡六百一十五丈（实为十六丈五尺），绝无等级，其颖标一金鸡，随风南北。每岁五、六月，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，叫佛号，以祈风信，下有礼拜堂。《历代沿革》载怀圣将军所建，故今称怀圣塔。”

　　但实际上，唐宣宗大中五年（851年），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来广州经商，著有《东游记》，书中写道：“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麇集者，曰康府（广州）。其处有回教牧师（阿訇）一人，教堂（清真寺）一所……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，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，依回教风俗，治理回民。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，朗读先圣训戒。终讲时，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。判官为人正直，听讼公平。一切皆能依《可兰经》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。故伊拉克商人来此方者，皆颂声载道也。”在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中，寺为正式礼拜之所，塔为传呼礼拜之所，寺与塔是配套的。寺建立起来后，塔也就随之而建立。苏莱曼已经证实唐时广州有清真寺，故塔也应当是在这一个时候建起来的。

　　相比于南宋开禧二年（1206 年）的方信孺《南海百咏》，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这部写作于公元800多年的《东游记》才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广州清真寺及塔的作品，寺方为何不复制其封面及相关内页，郑重展示于寺中？此为我的第一个疑问。

　　光塔高近36米，自唐代建立以来，一直是广州城中最高地标建筑，相当于当今的“小蛮腰”广州塔（总体高600米）地位。来到六榕寺参观，又得知北宋绍圣四年（1097）六榕寺重修，寺内耸起57.6米高的花塔，从光塔手上抢走了广州城最高地标建筑的称号。而花塔维持这个称号，到何时为止呢？六榕寺并没有深入考证和突出展示。

　　怀圣寺和六榕寺，都少了关于本寺塔高与全城建筑之比对提醒，没能突出本寺曾经拥有过的昔日“广州之最”，无法让游客仰望寺塔之余，回头遥望当今“广州之最”广州塔，生发无限联想与感叹，岂不可惜？此为我的第二个疑问。

　　光塔还是广州水退陆进、城区扩张的历史见证。光塔初建之时，位于珠江之滨，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江上航船导航。1300多年后我来重寻旧寺，赫然发现珠江水岸已经退到1.5公里之外了；这1.5公里之地原为珠江水底或近岸滩涂，现在已经变成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。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什么叫沧海桑田、陵谷代易！不知寺方为何不顺势向游客展示提醒光塔周边这一地理变化呢？此为我的第三个疑问。

　　六榕寺的大门对联云：“一塔有碑留博士，六榕无树记东坡。”上联说的是唐代著名才子王勃为本寺撰写碑文的故事，下联说的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为本寺题写“六榕”的故事。大门挂此对联，表明寺方完全认识到这两事两物是本寺的镇寺之宝，理应作为最好的广告展好讲好用好，以招来信众和游客。可惜并未完全做到。

　　对于东坡故事旧物，寺方多次展示、做足了文章。首先是用东坡手书“六榕”及“眉山轼题并书”制作的门匾，既挂在大门之上，又挂在六榕寺塔第一层檐下，深红底木、金色字迹，显得厚重典雅、古色古香、极为珍贵。其次是寺内墙壁上黑底白字的本寺简介云：“始建于南朝，初名宝庄严寺，后称净慧寺。元符三年（1100），东坡见寺内有古榕六株，欣然题书六榕二字，后用为寺名。寺内原有木塔，已毁。北宋绍圣四年（1097）郡人林修等重建为砖塔，高57.6米，历代有维修。因塔形华丽，俗称花塔。”再次，在寺内南苑六祖堂门前广场，竖立着一座汉白玉东坡雕像，东坡左手持书、右手柱杖、身背斗笠、足穿木屐、一脸风霜，足下石基座上刻着东坡手书“六榕”二字。

　　对于王勃故事旧物，寺内只有嵌在墙壁间毫不起眼的两块青石碑，刻着王勃撰《广州宝庄严寺舍利碑》全文，其他再无提及。本来，王勃千里迢迢、千辛万苦去探望受自己牵连而贬官交趾的父亲，经停洪昌府写下《滕王阁记并序》，受到万人传颂，来到广州又精心思撰，将身世感怀、家国忧思、三教领悟等丰富内容，融于博大精深难解之宝庄严寺碑，一千多年来都无人读懂，寺方多次组织研究翻译，仍只得初步成果。如果寺方能写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滕王阁序有口皆颂”，下联是“宝庄寺碑无人问津”，横批是“同人不同命”，吸引信众和游客驻足观看研究，继而向寺方购买王勃碑原文拓片和译文回去深入研读，岂不是一举多得？不知寺方为何对王苏二人如此畸重畸轻？此为我的第四个疑问。

　　游览光孝寺，未进大门得到的第一感受，是喜恼并存。喜的是，为了倡导绿色环保生活理念，为了确保国家保护文物的消防安全，光孝寺内禁止烧香，只允许信众与游客以献供鲜花来表达礼敬。而六榕寺内保持传统习惯允许烧香，但“严禁外带香入内”，寺内免费提供三支线香；怀圣寺内既不见献花，也不见供香。

　　恼的是光孝寺要收五元门票才可进寺。同是广州名寺，怀圣寺和六榕寺都不收门票；同是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，怀圣寺和六榕寺都不收门票；同是加挂广东省佛教协会和广东省伊斯兰教协会门牌，但怀圣寺不收门票；如果说以门票限制人流，怀圣和六榕寺占地小、容量有限，可能有时需要限流，而光孝寺占地广、容量大，应不需要限流。总之，光孝寺有何特别理由必收门票？此为我的第五个疑问。

　　在光孝寺内游览一圈，发现此寺与前两个寺有最高塔不同，特点是规模庞大，占地36454平方米，是怀圣寺的12倍多，是六榕寺的2.7倍；规格较高，主殿屋顶铺盖黄色琉璃瓦，而怀圣寺和六榕寺只能用绿色琉璃瓦顶；寺宇建筑风貌呈现唐代风格，与怀圣寺内的看月楼风格近似。如此对比之后，我又发现光孝寺的最大遗憾。从宗教和人文角度看来，怀圣寺最值得大讲特讲的故事是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著作《东游记》提及该寺，六榕寺最值得大讲特讲的是东坡与该寺、王勃与该寺的故事，光孝寺最值得大讲特讲的故事就是六祖惠能在该寺风幡之下展开“风动幡动心动之辩论”，可惜寺中虽有专门的风幡殿纪念此事，却没能进一步强化突出这个最大特色，比如，在大门前的广场上或是在风幡殿前广场上，竖起唐式风幡迎风飘扬，把当日幡下辩论的情景具象化，甚至进一步把此情景衍生为本寺最有特色的文创艺术品，向外推广，岂不更好？此为我的第六个疑问。

　　以上六问，虽属吹毛求疵，但用意本善，用心良苦，且供参考。

　　出地铁1号线西门站，穿过玛瑙巷拐入光塔路，远远就看见高耸的怀圣寺光塔。塔高约36米，塔体呈下粗上细的圆柱形，光滑无饰，只开有长方形小孔用以采光。塔顶是洋葱头模样。光塔具有鲜明阿拉伯建筑风格，总体规模和形制保存完整。旁边还有中西合璧的三进院落式寺院。寺门口墙壁铭文指出“此塔是研究我国海交史、建筑史、伊斯兰教史的重要遗迹”。可惜这个介绍不够全面。

　　此塔首建于何时，并无准确记录。主流说法是，相传唐贞观年间（ 627-649年），阿拉伯传教士萨阿德·艾比·宛葛素主持，组织当时侨居广州的阿拉伯商人捐资修建。目前寺内展示的最早文字记录，是南宋人方信孺任番禺县尉时所作、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（1206）的《南海百咏》，其中咏“番塔”诗曰：“半天缥缈认飞翚，一柱轮囷几十围。绝顶五更铃共语，金鸡飞转片帆归。”诗后注曰：“番塔始于唐时，曰怀圣塔。轮囷直上，凡六百一十五丈（实为十六丈五尺），绝无等级，其颖标一金鸡，随风南北。每岁五、六月，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，叫佛号，以祈风信，下有礼拜堂。《历代沿革》载怀圣将军所建，故今称怀圣塔。”

　　但实际上，唐宣宗大中五年（851年），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来广州经商，著有《东游记》，书中写道：“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麇集者，曰康府（广州）。其处有回教牧师（阿訇）一人，教堂（清真寺）一所……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，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，依回教风俗，治理回民。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，朗读先圣训戒。终讲时，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。判官为人正直，听讼公平。一切皆能依《可兰经》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。故伊拉克商人来此方者，皆颂声载道也。”在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中，寺为正式礼拜之所，塔为传呼礼拜之所，寺与塔是配套的。寺建立起来后，塔也就随之而建立。苏莱曼已经证实唐时广州有清真寺，故塔也应当是在这一个时候建起来的。

　　相比于南宋开禧二年（1206 年）的方信孺《南海百咏》，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这部写作于公元800多年的《东游记》才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广州清真寺及塔的作品，寺方为何不复制其封面及相关内页，郑重展示于寺中？此为我的第一个疑问。

　　光塔高近36米，自唐代建立以来，一直是广州城中最高地标建筑，相当于当今的“小蛮腰”广州塔（总体高600米）地位。来到六榕寺参观，又得知北宋绍圣四年（1097）六榕寺重修，寺内耸起57.6米高的花塔，从光塔手上抢走了广州城最高地标建筑的称号。而花塔维持这个称号，到何时为止呢？六榕寺并没有深入考证和突出展示。

　　怀圣寺和六榕寺，都少了关于本寺塔高与全城建筑之比对提醒，没能突出本寺曾经拥有过的昔日“广州之最”，无法让游客仰望寺塔之余，回头遥望当今“广州之最”广州塔，生发无限联想与感叹，岂不可惜？此为我的第二个疑问。

　　光塔还是广州水退陆进、城区扩张的历史见证。光塔初建之时，位于珠江之滨，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江上航船导航。1300多年后我来重寻旧寺，赫然发现珠江水岸已经退到1.5公里之外了；这1.5公里之地原为珠江水底或近岸滩涂，现在已经变成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。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什么叫沧海桑田、陵谷代易！不知寺方为何不顺势向游客展示提醒光塔周边这一地理变化呢？此为我的第三个疑问。

　　六榕寺的大门对联云：“一塔有碑留博士，六榕无树记东坡。”上联说的是唐代著名才子王勃为本寺撰写碑文的故事，下联说的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为本寺题写“六榕”的故事。大门挂此对联，表明寺方完全认识到这两事两物是本寺的镇寺之宝，理应作为最好的广告展好讲好用好，以招来信众和游客。可惜并未完全做到。

　　对于东坡故事旧物，寺方多次展示、做足了文章。首先是用东坡手书“六榕”及“眉山轼题并书”制作的门匾，既挂在大门之上，又挂在六榕寺塔第一层檐下，深红底木、金色字迹，显得厚重典雅、古色古香、极为珍贵。其次是寺内墙壁上黑底白字的本寺简介云：“始建于南朝，初名宝庄严寺，后称净慧寺。元符三年（1100），东坡见寺内有古榕六株，欣然题书六榕二字，后用为寺名。寺内原有木塔，已毁。北宋绍圣四年（1097）郡人林修等重建为砖塔，高57.6米，历代有维修。因塔形华丽，俗称花塔。”再次，在寺内南苑六祖堂门前广场，竖立着一座汉白玉东坡雕像，东坡左手持书、右手柱杖、身背斗笠、足穿木屐、一脸风霜，足下石基座上刻着东坡手书“六榕”二字。

　　对于王勃故事旧物，寺内只有嵌在墙壁间毫不起眼的两块青石碑，刻着王勃撰《广州宝庄严寺舍利碑》全文，其他再无提及。本来，王勃千里迢迢、千辛万苦去探望受自己牵连而贬官交趾的父亲，经停洪昌府写下《滕王阁记并序》，受到万人传颂，来到广州又精心思撰，将身世感怀、家国忧思、三教领悟等丰富内容，融于博大精深难解之宝庄严寺碑，一千多年来都无人读懂，寺方多次组织研究翻译，仍只得初步成果。如果寺方能写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滕王阁序有口皆颂”，下联是“宝庄寺碑无人问津”，横批是“同人不同命”，吸引信众和游客驻足观看研究，继而向寺方购买王勃碑原文拓片和译文回去深入研读，岂不是一举多得？不知寺方为何对王苏二人如此畸重畸轻？此为我的第四个疑问。

　　游览光孝寺，未进大门得到的第一感受，是喜恼并存。喜的是，为了倡导绿色环保生活理念，为了确保国家保护文物的消防安全，光孝寺内禁止烧香，只允许信众与游客以献供鲜花来表达礼敬。而六榕寺内保持传统习惯允许烧香，但“严禁外带香入内”，寺内免费提供三支线香；怀圣寺内既不见献花，也不见供香。

　　恼的是光孝寺要收五元门票才可进寺。同是广州名寺，怀圣寺和六榕寺都不收门票；同是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，怀圣寺和六榕寺都不收门票；同是加挂广东省佛教协会和广东省伊斯兰教协会门牌，但怀圣寺不收门票；如果说以门票限制人流，怀圣和六榕寺占地小、容量有限，可能有时需要限流，而光孝寺占地广、容量大，应不需要限流。总之，光孝寺有何特别理由必收门票？此为我的第五个疑问。

　　在光孝寺内游览一圈，发现此寺与前两个寺有最高塔不同，特点是规模庞大，占地36454平方米，是怀圣寺的12倍多，是六榕寺的2.7倍；规格较高，主殿屋顶铺盖黄色琉璃瓦，而怀圣寺和六榕寺只能用绿色琉璃瓦顶；寺宇建筑风貌呈现唐代风格，与怀圣寺内的看月楼风格近似。如此对比之后，我又发现光孝寺的最大遗憾。从宗教和人文角度看来，怀圣寺最值得大讲特讲的故事是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著作《东游记》提及该寺，六榕寺最值得大讲特讲的是东坡与该寺、王勃与该寺的故事，光孝寺最值得大讲特讲的故事就是六祖惠能在该寺风幡之下展开“风动幡动心动之辩论”，可惜寺中虽有专门的风幡殿纪念此事，却没能进一步强化突出这个最大特色，比如，在大门前的广场上或是在风幡殿前广场上，竖起唐式风幡迎风飘扬，把当日幡下辩论的情景具象化，甚至进一步把此情景衍生为本寺最有特色的文创艺术品，向外推广，岂不更好？此为我的第六个疑问。

　　以上六问，虽属吹毛求疵，但用意本善，用心良苦，且供参考。